直到出狱归家的晚年，陈伯达仍没想清，自己为何会在70年庐山会议，遭遇这样断崖式的悲剧。他对毛主席的一系列做法，有着深深的不解和遗憾。他不知道自己错哪，为什么会被这样突然打倒。
陈伯达曾对儿子说：“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打倒我，我又没有得罪他。在他那工作，我还是很小心的。在庐山说他是天才，那也是说好话嘛，紧说好话也不行？”
陈伯达的这番言论，是真情流露下的糊涂，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故意为之？平头老百姓都知道“捧杀”，他这个大理论家却以为拼命说好话没过错，似乎不觉得这样做，是在把老人家架起来。
毛主席多次告诫江青：“人贵有自知之明。”很显然，陈伯达也没这东西。我们从他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经历，挨过的批评可见一斑。
1949年12月，毛主席访问苏联，陈伯达随行。一天毛主席要起草文件，需要陈伯达这位大秘书的帮助，结果却找不到人。机要秘书叶子龙说陈伯达搬走了，毛主席问搬哪去了，叶子龙答在大使馆。
毛主席闻言，发出连珠炮似的质问：“他为什么搬走？他到大使馆去干嘛？他是我的秘书，他的工作在这边。而且他搬走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？”他让叶子龙通知陈伯达，马上搬回来。
此次访苏外交任务本就繁重，陈伯达还这样散漫地活动。陈伯达回来后，跑去向毛主席解释：自己儿子在苏联学习，很多年没见了，就想在大使馆跟孩子多相处几天。
这样的解释并未得到毛主席的谅解，反遭更严厉的批评和质问：“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搬走？你来苏联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？”陈伯达看到毛主席愠怒的脸和激烈的话语，连忙道歉作检讨。
事后，毛主席仍把陈伯达留身边工作，后来还委以重任。不过这事毛主席一直没忘，记在心里——此次访苏事涉各方面，太重要太重要了。
还有59年庐山会议，作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，已成毛主席的权威发言人的陈伯达，随意公开表态，跟毛主席的想法不太一致。陈伯达察觉到后，火速改弦易辙，绞尽脑汁写长文参与批判。
61年庐山会议，陈伯达再一次不告而别，上山几天就下山，没人知道他突然下山的原因，也没人知道他下山去了什么地方。
再说到70年庐山会议，陈伯达当时身份不一般，地位又很高，但他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却不加审视，肆意妄为，跟在吴法宪后面摇旗呐喊、欢欣鼓舞。陈伯达晚年说毛主席不见自己、不跟自己谈话；可是在庐山上的时候，毛主席主动邀见了他——虽也有稳住他的意思在里面，他却不做交代，不肯说些掏心窝子的实话出来。
陈伯达是否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？可能知道，也可能不知道，纵观他的一生，这样的糊涂事不少。站在那么高的地方，说错一句话都是不得了的事，何况他又是毛主席多年的笔杆子。
紧说好话不等于紧跟步调，前者是说后者是做，陈伯达说的和做的不一致，遭此劫难也是正常。